著名作家何大草

作家简介

何大草,1962年生于成都少城,1983年四川大学历史系毕业。出版有长篇小说《刀子和刀子》《盲春秋》等8部、小说集《贡米巷27号的回忆》等2部、散文集《记忆的尽头》等2部。曾获十月文学奖、百花文学奖、《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奖。根据他的《刀子和刀子》改编的电影《十三棵泡桐》获东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现执教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

访谈实录

◎成都晚报客户端记者 彭莉

在成都,我成了我小时候特别想成为的那种人

成都晚报:2009年您在接受采访时说:能留在出生的地方工作、生活,是一件幸福的事,也是一件遗憾的事。9年后还是这样认为吗?

何大草: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没有变。因为,故乡是每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取之不竭的创作的源泉。一个作家可以写故乡一辈子都写不完,这点来讲是无可怀疑的。不过,一个作家,也许他离开故乡以后,在一种比较远的距离来打量自己的故乡,可能对故乡的认识也更加深刻,写得可能也更好。比如像鲁迅先生,他写鲁镇、写他的故乡绍兴;像沈从文先生写湘西;萧红写呼兰河……他们都是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写作的。他会找到不同的视角。

成都晚报:离开故乡的人,可能因为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对于故乡会有另外一种旁观者的视角。那您一直在成都生活了这么多年,成都给您的写作带去了什么样的影响?

何大草:我觉得成都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有重重叠叠的年代感,它的每一条街巷、每一条河流,蕴藏着非常多的故事,有很多历史的、岁月积淀起来的迷幻般的色彩。当然它有很舒适的生活。我觉得是特别有文学性的一个城市。那么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作为一个作家可能是幸运的,会让我的文字变得比较丰润,比较具有一种南方的质感。这对我来讲,是特别重要的。或者说你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在成都这么一个城市里,好像你同时面对了一天和一千年的故事。我的童年,很多时候是生活在红照壁那样的地方。红照壁过去是南大街;南大街过去就是万里桥;万里桥再往南边走是武侯祠。从小就是生活在这样的地方。你面对的每一天,可能都是上千年的故事。和这些在一起,一个人不成为作家都很难。

成都晚报:因为成都这个地方本身有着很深厚的文化的积淀,所以它会带给您内心这样的滋养。

何大草:对,是这样的。成都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城市。千百年以来,这儿一直是文人聚居的地方。乱世的时候,文人都躲在成都,喝茶、喝酒。最婉约的花间词,就诞生在成都,而且是在五代十国时期。

成都晚报:之所以诞生在成都,没有诞生在其他地方,这是一种必然吗?

何大草:我觉得是一种必然。就是在这样一个很安康的地方,有高山、峡谷,把它和战乱的大部分的国土隔离开来。人可以在这个地方无忧无虑地生活,可以把事物做得很精致,把文字打磨得很光滑。那我觉得诞生花间词对它来讲,就是一种必然。

成都晚报:您有没有想过,如果生活在其他的城市,自己的文字会是截然不同的质地吗?

何大草:我觉得不会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其实我是从前想过的。如果说我生活在别的地方,我来写成都的生活,我可能会把这样的一个质地,就是成都的质地,不是把它淡化了,可能反而把它强化了。当我越是离这个地方远的时候,我可能离这个地方更近。就像萧红写《呼兰河传》一样,她在遥远的、炎热的香港,来写冰天雪地的,她的故乡呼兰河的时候,其实她一开始就是强化北方的特质,而不是用南方的炎热来弱化它的特性。这个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像沈从文先生在北京,在远离故乡的地方写湘西一样,他在强化湘西的美丽、神秘,以及它的寂寞,而不是弱化它,把它写得更像北京的郊区,或者是山东的某一个农村。

成都晚报:之前提到,您觉得在成都生活,是幸福也是遗憾。现在回过头来看,最幸福和最遗憾的分别是什么?

何大草:最幸福的就是,我在这个城市里,成了我小时候特别想成为的那种人。

成都晚报:哪种人?

何大草:就是用文字来营造一个世界,和朋友们分享。尤其是和那些我不认识的、我都不知道在哪里的朋友,一起分享我的文字,文字构筑的那个虚构的世界。这是我觉得我最幸福的。

成都晚报:您觉得终于实现了自我,在这座城市。

何大草:对,在这个城市里,我实现了这个梦想。要说遗憾的话,那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写出来。

成都晚报:永远都期待下一本书。您也曾说,小说我写了二十余年,写得很辛苦,也很享受,辛苦和享受来自哪些方面?

何大草:来自于写作本身吧。写小说,就相当于是在平地建一个高楼,无中生有,我觉得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面对着一张白纸、空空的电脑,你要把这个建筑修起来,这个庭院修起来,让别人可以出入,在里边欣赏,感受着它的心酸,或者它的快乐,这本身是很辛苦的。它的享受同时也由此而来。有多大的辛苦,就有多大的享受。当你把这个园林建筑起来了,无中生有的事情构筑起来了,你就像魔法师一样,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事情。这种快乐我觉得是超越其他一切的。

成都晚报:您刚刚用的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您说,写作就像是在平地建高楼。那么怎么保证建的高楼不是沙中筑塔,而是有非常踏实、坚固的地基?这样的一个来源是什么?

何大草:我觉得是你怎么用你的文字,去写好你的人物,编织好你的细节。按照你塑造出的人物他自身的逻辑,去演绎他的故事,并且具有一种合理性,让别人相信这个真实中的谎言,他是可以被打动的。我觉得这个是检验它的一个标准。

拒绝媚俗,听从内心

成都晚报:您在《记忆的尽头》中说,“真正的作家,仅仅是为了个人的记忆而写作的。”在您看来,真正的写作者,是遵从内心,而不是外界的评判标准?

何大草:对。我觉得作为一个作家,纯粹的艺术家,遵从内心,是最起码的,对自己的一个要求。那么外界的评判,对某些人来讲也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一个木匠、一个造房子的人。造一个房子,是要别人进来居住的;造一把椅子,是让别人坐的;你做一个厨师,你蒸的馒头,要别人去吃,那么你要尊重外面的标准,别人的口味。可作为一个艺术家,你首先要尊重自己内心的一种呼唤,对自己。这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成都晚报:写作这个行业和其他行业的不同或许就在这里。很多行业,评判标准更多的是别人的掌声甚至欢呼,但是写作是寂静的,是归于内心的。您在《记忆的尽头》里提到您的小说《小禾》:一个留校任教的女孩,独来独往,年轻,却像活在逝去的旧日时光中。您说“她如果有原型,不严格地说,那也许就是我。”——追怀消逝的美或信仰,会是您写作的重要动力吗?

何大草:对。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动力。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动力。回顾我作为一个作家的漫长的岁月,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的古典文学。美国有个汉学家,叫宇文所安,他写过一本书,是解读中国古典文学的,书的名字就叫《追忆》,它有个副标题:“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中国最美好的那些古典文学里,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都有对消失的美的那种追怀,无论是杜甫的诗歌还是曹雪芹的小说,无不是这样。对我来讲,我觉得我是追随他们中的一个人。

成都晚报:这样的一个追随,会不会有相应的代价?

何大草:那当然有啊。我觉得作家有两种,一种作家,他是用头脑写作;还有种作家,是用内心来写作。

成都晚报: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何大龚宇伟草:用头脑写作的作家,可能是更加的理性,可能更多会考虑外界的评判标准。就像建筑家一样,需要别人居住的,他有种理性的考虑在里面,用头脑来写作。用内心来写作,可能更多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么他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很长时间不被别人所认可。你内心想的那个东西,不是大家想的。可能会这样。

成都晚报:您觉得自己是属于后者,是属于内心的……

何大草:是的,我是按自己内心的想法,来构筑我的故事,来写我的文字。

成都晚报:您说到这里,我就想起十二年前,当时《十月》杂志的一位责编曾经对您说,她喜欢您的小说,但她觉得您注定是一个小众作家。您在《记忆的尽头》里说:“迄今我也认为,她说的是对的。”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拒绝媚俗,甘于默默耕耘的作家,必然会有一段时期,是孤独的,是游离在大众视野之外?

何大草:拒绝媚俗,是用内心写作的作家对自己起码的要求。默默耕耘,一个好作家都应该是这样的。只有默默的时候,才是专注的。刚才你提到了:“会有一段时间,游离在大众的视野之外”,我觉得可能不仅仅是一段时间,有可能是永远。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优秀的诗人、优秀的小说家,可能已经被我们遗忘了。甚至他们已经写出过不亚于《红楼梦》的作品。可是岁月就是那么残酷,我们都不知道他是谁,这是完全可能的。

成都晚报:您觉得并不是常言说的:“金子总会发光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并不是这样?

何大草:对。我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可能时间终究会证明一切。我现在觉得,时间很多时候是不能证明一切的。比如,像梵高那样的画家,如果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弟弟,他的画我们今天都忘了,可能就堆到哪个地方已经腐烂了,一把火烧掉了。这是完全可能的。

成都晚报:您觉得这是一种必然吗?

何大恋秋离草:偶然吧。我觉得一个杰出的作家,可能一段时间是游离在大众视野之外,也可能是永远游离的。

成都晚报:这种永远游离,会有不甘吗?

何大草:你想清楚了,可能也就这样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当你走上这条路的时候千本共,要想到最坏的结果。而不是,对我而言,不是想到最好的那一天。

成都晚报:最初您选择写作时,当时您是想到更寂寞的结果,而没有想到热闹或者说……

何大草: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好像写东西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我真的没有想到它最后会给我带来一个多大程度上的寂寞,或者一个多大程度上的光荣。我觉得,有些人生下来可能就被命定了你要做一个事情。比如做一个航海家,做一个手工匠人、造纸的,或者做一个做馒头的人。我想,我发现我命定就是做用文字来编织故事的人。这是我必须做的。我做了以后我才是舒展的。就像一个人终于找到文兴摩托车行一把很舒服的椅子,你坐上去。可以很稳定,可以坐一辈子。

我不是学院派

成都晚报:您曾说,我不愿归入任何门派,更对“学院”、“学人”避之不及。为什么?

何大草:因为我在大学任教嘛,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一个学者,或者“学院作家”、“学人”。我觉得这是截然不同的。我曾经给我的学生讲过,不只一次:站在讲台上的这个人,不是个职业化的老师。他是个作家,是以作家的姿态在给大家当老师。学院在我心里代表了一种规范化的、条理化的,同时它也可能是相对保守的。最好的学者,我觉得都是训练有素的。打一个比方,一点没有贬低的意思,是一种“犬”,比如,“军犬”。那土匪张平么,对艺术家或者作家来讲,他天性有种破坏性,冒犯。就是要从规范里破出去,他天生是“狼”。你看到他彬彬有礼,他也是“披着羊皮的狼”。我觉得这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成都晚报:所以您之前也说过,作家都是关注另类的。

何大草:不仅关注另类,他本身就是另类。我觉得作家是这个世界上可能少有的天生有反骨的,冒犯者、叛逆者。哪怕他是看起来彬彬有礼,有很多文化的教养。但是骨子里在创作的时候,其实是背道而驰的。

成都晚报: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个真正的作家,看上去,可能他的素质或教养使他温和,但是他的内心,一定对现世的法则或者对世俗约定俗成的东西有着自己的质疑,有着自己强烈的内心感受。所以他往往是带了这种强烈的问号,或者情绪的奔涌,是这样吗?

何大草:说得很好,应该是这样的。就是他对世界的一个看法,对生活的一个看法,往往不是从大众的立场出发的,是从他个人的立场出发。因为他是最具有个性的这么一种物种。

成都晚报:以前我曾看到曹文轩老师说的一句话,大意说:大家去看海,很多人都看到同一片海,但是作为作家,你要看到独一无二的、属于你的海。可能就是这样的感觉。

何大草:是这样的。大家进森林,看到的是一片森林,可能作家看到的是一棵树。这棵树可能有斧头砍下的痕迹,留下了树枝,交织的树枝里有很多挣扎的蚂蚁。

好的艺术都是时间的艺术

成都晚报:您也曾说,我一向不信任高产的作家。在我们这个讲究效率的时代,“慢下来”,对写作者意味着什么?

何大草:关于高产作家,从古到今,最高产的,有一个诗人,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就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一辈子写下的诗歌有四万多首。

成都晚报:但是我好像都没看过。

何大草:四万多首。今天留下来的《全唐诗》收的诗歌,也就四万多首。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写的诗歌总量,几乎接近于整个唐朝的诗歌总量——就是留下来我们看到的。但是,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读过他哪一首呢?你记住他哪一首呢?这就是最高产的。高产作家和低产作家有一个最大的区别:高产作家就像水龙头一样,一打开,水就来了。低产的作家,我觉得他是切开自己的血管,一滴一滴地往下面流着他的血。他怎么可能高产呢?我举一个例子:海明威看起来是个最酷的作家,好像是最彪悍的作家。可是他写的最伟大的小说《老人与海》,翻译成中文就四万字左右,他写了四个月。算算他每天才写多少字。这就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一个理由。好的艺术,都是时间的艺术。

成都晚报:现在的一些“文学网站”,会要求写手们每天要写上万字。

何大草: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譬如说,你可能吃一碗饭、一个菜,需要很长时间做出来。包括那个冬菜,要经过一个冬天的发酵,才能吃到一碗冬菜汤。可是今天这个世界,它也需要很多快餐。比如说你要匆匆赶路,你正忙着,那我觉得这是需要的。但是作为欣赏来讲,深度的理解、深包威尔和王睿卓接吻度的阅读,时间还是第一的。

成都晚报:对。可能快餐对很多人来讲,仅仅就是让他们在饥寒交迫中有一个暂且的充饥,但是身体要有足够的营养,就要有蛋白质,也要有维生素......一定要是这样一些深度的作品。

何大草:再打个比方,像我们喝茶:在办公室泡一杯茶,马上喝下去,它就是解渴334eee的,这是非常需要的。但是茶道就不一样了。茶道里边,你要喝到那一口茶,要经过多少繁复的、讲究的程序。那么它最重要的已经不在于那口茶了,而在于那个讲究的过程,它变得有形式、有仪式,变得有一种美。甚至像宗教一样,让人肃穆,让人投入。所谓洗心革面,都在那个形式里面完成了。这就是美,就是艺术的。

成都晚报:这个时japaneseyounggirl候,在时间当中,才见证了它的一种尊严,一种美。

何大草:对,时间。

被朋友肯定后,自我怀疑几乎消除了

成都晚报:多年前,1995年,您的《衣冠似雪》表唯一的迷蝶于《人民文学》当年第一期的头条。这是很大的荣誉。但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最初,几次被退稿。当时会有比较强烈的自我怀疑吗?

成都晚报: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写出来以后,我一边在寻找发表的机会,同时也给身边的几个朋友阅读,请他们指正。我觉得我的小说就是写出来给这些朋友看的,给类似的这样的读者看的。他们虽然是一小撮人,我觉得已经够了。发表和出版,那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肯定。可是在编辑们肯定以前,我觉得有这些朋友肯定,这么几个人肯定了,我觉得已经相当满足了。所以在他们肯定了以后,这种怀疑,就几乎消除了。我本来就是一个小众作家,被我特别看重的朋友肯定了以后,我觉得我可以写下去了。就像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一句话,非常朴素的一句话:我写作,就是为了让朋友们更喜欢我。差不多就是这样。

成都晚报:就是说,在茫茫的人海当中,有人是懂得自己的。听得懂您说的话,看得懂您写的文字。

何大草:对。有那么几个人就够了。

成都晚报:所以他们的这种信任,会成为支撑自己走过幽暗的岁月的很大的力量。我曾经看您说过一句话,您说您“喜欢不自信的作家”,为什么会这么讲?

何大草:所谓不自信,是指在创作的过程中,对自己不断的怀疑:对文字、对情节、对细节,是这样一种不自信。可能会反复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反复去打磨它。就像我刚才说到了海明威一样。他看起来就像一个非常酷的老虎、狮子一样,勇往直前,可他写作的时候,其实像一只小猫,特别特别的警觉。在文字上,在细节上。所以《老人与海》,这个几万字的小说,他写了四个月。对这种作家,我心里有种特别的信任、敬佩。我不喜欢那样的作家:下笔万言。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水分。那种过分自信的作家,看起来特别霸道的作家,可他的作品,当你阅读的时候,你会发现破绽百出。

成都晚报:所以作为一个写作的人,他一定要有一颗柔软的,甚至谦卑的心。

何大草:对。我觉得一个作家,首先要对文字有所敬畏。

我在王维的不彻底里,看见自己

成都晚报:您在书里提到王维。您说,您喜欢的是他的不彻底。您说在他的不彻底中看见自己。您和他相似的不彻底,指的是?

何大草:我觉得王维的不彻底,在于他,一方面他很清高,渴望出世的生活,可是他又离不开这个烟火的人间,所以他就不断地生活在长安,寻找他生活的一个来源:参加科举考试,当了进士,当了一个小官。可是他又会很快就厌倦这种生活,退到山谷里去隐居。隐居时间长了以后,他又耐不住这个寂寞,又重新回到烟火的、人间的、热闹的长安城。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在王维身上表现得特别充分。当然在中国很多文人身上,都有这样的特性:高度的犹豫。他的犹豫、彷徨、不安,以及他努力使自己安定下来的这么一个过程,他都如实地写在诗歌里。那么这样的对复杂人性的揭示,我觉得构成了诗歌的魅力。对我来讲,我在这种不彻底里边,看见我自己。比如说,当我离开报社的时候,我也没有完全地投入到我的写作里面去,成为一个完全自由的作家。我还是去到了狮子山,成了一个老师,为自己找到最基本的一个保证,使自己的写作变得更加从容一些。同时呢,也可能不知不觉……但我也时刻提高警惕:我会不会被这种比较没有风险的生活,没有窘迫的、危险的一天不会到来的保证给钝化?

成都晚报:对。这也是我特别想问的:您觉得怎么防止被钝化,保持内心的敏感?

何大草:最重要的是不断的对自己有所要求,不断地保持自己对生活最新鲜的感受。就写作而言,有些作家可能会保持一种风格,写一个地方、写一个题材。但是在我的小说来讲,我是刻意的,至少一半是刻意的,把它们的题材拉得非常非常的远。比如,最早我写的荆轲刺秦,后来写了李清照,写了崇祯皇帝,我又写了当代中学生的《刀子和刀子》,用《所有的乡愁》的20万字,写了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把这个拉得非常的宽广,人物的设置有几千年的时间距离。当我写每一个不同的人的时候,我都尝试用他的眼光、用他的方式来体验他当下的生活。我觉得这样,我要懈怠下来,变成一个提前老化的人,都不太容易。

成都晚报:一直保持自己内心的敏感。

何大草:保持不断的生长。让自己的内心,永远像树上的芽一样,不断会发芽,不断会长大、开花、结果。

写作帮我度过了人生的低潮期

成都晚报:可能在旁人看来,您是一直都比较顺利的。但是您在《记忆的尽头》这本书里写到 ,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正值人生的低迷期……忧郁、无助的日子”,这种悲伤会用写作来宣泄吗?

何大草:我觉得,用“宣泄”这个词,不是特别的恰当。那个时候其实我还是没放弃写作。写作对我来讲,是一个庇护所。音乐家巴伦博依姆说过一句话,“音乐可以成为你生活中最好的学校,同时也是逃离生活的最有效的手段。”我觉得写作对于我,也是这样。写作帮我度过了人生的低潮期,或者一个一个的低潮期。

成都晚报:写作帮您度过了一个一个的低潮期,写作是属于您在人世的一个避难所,也是您和这个世界沟通和交流的一种方式。

何大草:正是这样。学习、生活的一个学校,同时也是逃离生活的一种方式。

成都晚报:要说逃离的话,您曾买下龙泉山下的寓所,您在《记忆的尽头》里写,“期望能把自己隐藏起来”,有这种遁世的想法。现在过了那么多年,您怎么看自己当时的想法?

何大草:其实一直都有,只是在那个时候特别强烈。现在看来,我觉得隐藏自己的一种方式,未必要到山里去,到寺庙里,到一个远离人世的地方去。今天我觉得把自己隐藏起来的方式很多,关了手机就可以做得到,关键是你能不能做得到。

成都晚报:您觉得即使在闹市中,也可以遁世?

何大草:对,就是这样。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信息特别发达的时代。一个人要把他隐藏起来,其实特别容易,把手机关了,差不多就可以做到。

成都晚报:把手机关了,我觉得我很难......

何大草:因为是这样的,作为一个作家来讲,基本是个体的生活。作为媒体人,我当时在媒体也做过,做媒体记者的时候,那绝对不可能。

以人为镜

成都晚报:您在书中提到很多著名作家,比如李劼人。您说,他“最终就是被这些小毛病耽误了——太名士、太合群、太多才多艺、太多想做的事、太琐碎、太耐不得孤单”。太合群和耐不得寂寞,对文字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为什么太名士、太多才多艺也会带来影响?

何大草:李劼人先生,首先我对他的评价非常高。我觉得他写的《死水微澜》可能是中国1949年以前,最杰出的三个长篇小说之一。可是他最终没有成为我期待中的伟大的作家,原因就是他想做的事情太多了,太多才多艺。你看他那么好的天才,那么丰富的阅历,可他真正用在写小说的时间上,爱仔仔的理由我算了一下,不到两年的时间。他用了大量的时间做文学以外的事情。比起来你想想,像福克纳、海明威、乔伊斯,这些伟大的作家,其实他一生要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中国伟大的作家曹雪芹,就是把自己的小说写好。他想法太多,要做的事情太多。我觉得最后这些琐碎的东西把他消磨了。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一生就只能就写好一本书,甚至都写不好。那么伟大的曹雪芹,就只写好了半本《红楼梦》。可是李劼人先生,做了那么多事情。他要办报纸,办报纸因为那个纸张特别贵,他就要办一个印刷厂,就要办一个纸厂。那些纸消磨了他大量的时间,钱也没赚到。那些纸张堆在他的家里,一堆一堆的,它的成本很低,可是质量很差,让他非常地焦虑。他在焦虑当中,度过了一个作家特别宝贵的,大概二十年的时间。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李劼人先生既是我非常尊敬的成都作家,同时他也在特别地警醒我,不能那样做。

成都晚报:就是说,太多世俗的事、太多杂念,让他的这种天才日复一日地慢慢消耗殆尽了。

何大草:你说得非常对,就是杂念。对我来讲,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时时刻刻来警醒自己:不要杂念太多,不要想得太多。你按你自己的天命去做,就是写作、就是创作。除了写作,就是画画。对我来讲,都在创作的这个大的范围之内。其他的事情对我来讲,都毫无吸引力。

成都晚报:但今时今日,如果真的做一个只写作的全职作家,往往是连基本的生存都是很难保证的。如何才能最大化地“只做一件事”?

何大草:我觉得是这样的:对我来讲,我现在在大学当老师,这个当老师也是从写作出发的。我对我的学生说过很多遍:站在讲台上上课的这个人,他不是职业化的老师,他是个作家,以作家的方式在和大家交流。所以,你看这本散文集(《记忆的尽头》),前面很重要部分,对七个作家的剖析,就是我的讲义。可对一个作家来讲,他的讲义就是散文。

成都晚报:您觉得这是互为滋养的?

何大草:应该尽可能把它做到互为滋养,一切从写作出发。

成都晚报:尽可能不要把这两者进行一个割裂。

何大草:对。这对学生来讲,他也会得到一个比较新鲜的体验。

成都晚报:可能真正的作家是这样:不管他做着什么样的职业,他的本质都是一个真正的写作者。

何大草:就是时时刻刻站在一个作家的立场上。

成都晚报:您在《记忆的尽头》中,提到卡夫卡的一句话:所谓书,必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的斧头。您说,斧头意味山马菜着蛮横和创造。如果把《记忆的尽头》也比喻成一把斧头,您希望它触及或者带来的,是什么?

何大草:我希望这本书给朋友带来这么一种冲击:就是对我们过去的、旧有的阅读的体验,对文学的观念有所反思,对条条框框的东西有所怀疑。用自己最新鲜的感性、我们的血脉,去贴近书、贴近文学。

在小说创作中,几乎没有遇到现实的桎梏

成都晚报:您曾说:“做历史和做新闻的头上有一块‘真实的’天花板……而小说家的舞台则更像是天坛的圆丘,可以向想象的世界无限地伸展。”您在小说创作中,几乎没女扮男装惑冷王有遇到现实的桎梏吗?

成都晚报:我几乎没有遇到过。我觉得小说的世界是非常宽广的,它的道路也是无限的。比如我走打鬼子去全集在线观看刚刚提到,我的第一个小说阿萌来了,上海瑞轩食品有限公司,柯德来写的是先秦的一个刺客,到后来写的中学生的生活;还写到文化大革命,用一个童年视角,去体会和描述那个混乱的年代。写作中,我觉得好像都没有遇到桎梏。究其原因,最大的一点是,我个人对文学的理解,是要和当前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距离感。我不太喜欢用小说家的写作,去代替新闻报道,去和现实对抗。我觉得和现实对抗,是仰赖于另外一批人。比如说媒体、知识分子、企业家,或者什么家。作为一个小说家来讲,他是面对自己的内心,面对自己dizzydills的记忆。我觉得,我们很多年以来,是把小说家,当作了一个新闻记者,用小说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声筒。当我放下了这样一个旧的文学观念以后,作为一个纯粹的小说家,世界是非常宽广的。

成都晚报:您觉得没有必要文以载道?

何大草:载道啊。那个“道”,怎么去理解这个“道”,我觉得这个“道”,也是非常丰富、非常复杂的。比如说,王维写“人闲桂花落”,他写“空山不见人”,这里面也有“道”啊。可这个“道”并不一定是和现实对抗那种尖锐的“道”,我觉得它是面对人类内浙江欧伦电气有限公司心永恒的对世界的体验。所以我觉得不必把那个“道”理解得那么狭隘。

成都晚报:对。不必用既定的、长期的、旧的眼光去看待这一切。可能那种永恒的、内心深处的美,一直滋养着人向更真、更善的世界去靠近的,是值得在文学中去讴歌的东西。那您觉得作家对于现实有没有解答的义务?

何大草:我觉得没有。

成都晚报:或者关注的义务?

何大草:关注的义务是有的。可是一个小说家,不是解答问题的人,他可能是揭示问题的人。他把我们遗忘的、忽略的现实通过文字揭示出来。

成都晚报:解答和揭示有什么不一样?

何大草:解答是给答案的。揭示是不给答案的,是没有答情尘风月案的。我觉得对艺术家,他有他的困惑。他把他的困惑摆在面前,我们一同来思考它。把我们忽略的现实,被我们遗忘纪炎简谱视唱的历史呈现出来。让我们发现,生活原来有这样一种途径,或者我们曾经这么生活过。那我觉得,这就已经够了。它能唤醒我们人类的悲悯。就像福克纳讲的,牺牲、骄傲、荣誉、怜悯……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永恒的义务。

成都晚报:——牺牲、骄傲、荣誉、怜悯,您刚说“这是文学永恒的义务”。这可能也是文字之所以有生生不息、永不衰老的魅力的原因。您在《记忆的尽头》里比喻:李白是鼎,杜甫是木,王维是玉。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要以物作拟的话,您会用什么来比喻自己的文字?

何大草:草吧。就是那种很茂密的、无边无际的草,里面藏得住秘密。

成都晚报:这个比喻很冷面妻主俏夫君美。无边无际的草地。草地看上去是非常温和的,但又是很坚韧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何大草:对,里面还藏了秘密,藏我们不知的东西。未知,对每一个艺术家来讲,是让他上路的……探索未知,对未知的探究,是他最大的好奇心。

成都晚报:所以记忆的尽头,可能是一片茂密的草地。

何大草:对。记忆的尽头,可能是一片茂密草地的开始。

成都晚报:茂密的草地的开始?那有没有结束的一个……

何大草:我希望永远没有结束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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